斯大林因托洛斯基的寬容成了二十大最大的受益者，保留了黨中央總書記職務，他于是通過手中廣泛的任命權，幾乎把所有追隨擁戴托洛斯基的人全部撤掉，用三駕馬車的親信和自己的人補上空白，分秒必爭般的操控了局勢徹底將托洛斯基架空。同時在宣傳上又把托洛斯基的社會主義積累階段應允許少量私有經(jīng)濟存在的觀點妖魔化，讓人民大眾確信托洛斯基走的是背離和違反列寧和蘇共的既有路線的，只有斯大林領軍的三駕馬車才是列寧思想路線的忠誠捍衛(wèi)者。于是在托洛斯基尚在耗精竭慮地考慮蘇聯(lián)社會主義如何發(fā)展的高深理論問題時，天平已發(fā)生逆轉，托洛斯基的倒臺只是個早晚的問題了，而當托洛斯基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時就已然一籌莫展了。

1923年由于蘇共國家的強勢掠取，引起了工人階級生活水準的迅速下滑，罷工潮開始在全國漫延，各種置疑蘇共中央的團體組織也紛紛成立，而三駕馬車欲采取的嚴歷整肅社會騷亂的過激做法讓托洛斯基很難贊同。但反對斯大林等人的做法，則好象使托洛斯基無形中倒成了那些攻擊蘇共獨裁者的總后臺。而為了捍衛(wèi)蘇維埃共和國，反對假想的布爾什維克黨的敵人，除了在黨內大動干戈外好象也再無良策。

而托洛斯基在致中央委員會的信中指出，當下蘇共中央比戰(zhàn)時共產(chǎn)主義高潮時的政權更加遠離工人民主而且空前的官僚化，總是用命令的口吻向群中發(fā)號施令，甚至不允許有獨立見解，才會因社會矛盾的日趨激化形成劍拔弩張的惡劣社會局面。因此1923年10月15日46位蘇共資深黨員聯(lián)名發(fā)表聲明，矛頭直指以斯大林為首的三駕馬車的各項過激政策，他們使用的言詞與托洛斯基幾乎一致，無形中托洛斯基似乎又成了幕后組織者。在如此形勢下，季諾維也夫被迫代表三駕馬車發(fā)表聲明，答應恢復黨內民主。以此為開端，真理報等刊物連出大幅版面，邀請全體黨員群眾對社會上任何感到困惑的問題公開討論，一時全國支持46人聲明的輿論很多。特別是知識分子群體里甚至公開討論如何管控三駕馬車權限的問題。

三駕馬車大為震驚，當他們發(fā)現(xiàn)衛(wèi)戍部隊幾乎象一個人一樣支持十月革命勝利時的領袖，組織和鼓舞者，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斯基后，迫使三駕馬車不得不宣稱采取新方針政策，使黨員群眾有充分的自由和批評監(jiān)督政府權利。不巧的是托洛斯基此時正患病，身體的極度衰弱使他根本不可能投入這種事關蘇共中央未來的論戰(zhàn)中，而且在不久通過的蘇共政策的有關協(xié)議中托洛斯基又不得不簽字同意。蘇共再一次向暴力統(tǒng)治趨勢滑下，而托洛斯基的高深思想體系很難為民眾理解，孤掌難鳴！

在又延遲了幾個月后，身體剛有些恢復的托洛斯基才單槍匹馬的向全蘇共產(chǎn)黨委員會發(fā)了一封公開信，這本應是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與列寧共同發(fā)出的對黨及政府工作的準則和要求。但此時的斯大林已經(jīng)完成對蘇共黨的各機關的大換班，把自己的親信都提拔到最敏感最機密最重要的崗位上。托洛斯基的公開信只是在基層得到了相當多民眾的支持，而在各級領導成員中則成了托洛斯基出爾反爾，表面肯定黨與政府工作，背后卻在用卑鄙手段攻擊黨和政府的典型事例，因此遭到黨的各個機關和媒體無情的遣責和批判，托洛斯基政治生命終結幾無懸念。

托洛斯基主張的是布爾什維克黨享有雙重性的特權，既壟斷自由又壟斷權力，而這兩種特權恰恰又是水火不容的，如果布爾什維克黨希望保證權力，就不可能不犧牲民眾的自由。托洛斯基甚至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模式也是不清晰的甚或是有些自相矛盾的。(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三駕馬車之所以感到恐懼，就是若不采取聯(lián)合行動扳倒托洛斯基，接替列寧的就只能是托洛斯基，僅管他們都還不想將托洛斯基徹底排出領導核心。蘇共中央 六人政治局中只有布哈林與托洛斯基關系較好，托姆斯基與托洛斯基有宿怨 ，李可夫與加里寧是俄羅斯人，也害怕托洛斯基不斷革命的政策使蘇聯(lián)重回戰(zhàn)時共產(chǎn)主義狀態(tài)下，危及俄羅斯人的利益。另外兩個重要人選一個是肅反委員會的捷爾任斯基，其的對黨忠誠超過一切，而莫洛托夫雖然資格老卻是個庸才，其狹隘和遲鈍眾所周知，更無才能，可恰是這兩人日后被斯大林重用當其主要助手。

托洛斯基之所以完敗是其始終考慮的是如何糾正斯大林等人的謬誤而非剝奪三駕馬車等人的領導權。因此在與黨內外反托洛斯基派別的論戰(zhàn)期間，他還關注了許多社會問題的研究及一些文化領域的學術探討，甚至出了好幾本水平很高的專著。

如此說來 托洛斯基更象個學者而絕非政客！

2017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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