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過父親四，五年的精心打理，到1949年末家境雖難說富庶，但也似小康般招鄰人熱眼相顧。五間正房翻蓋一新，重修了院墻置了大車不說，還又買了幾畝地，姑姑，二叔，三叔也于當年先后定親。

可恰恰因為多了這幾畝地，1950年初劃定階級成份時，父親家就被憑成中農(nóng)了。父親后來還慶幸，當年若再多置幾畝地，真沒準就興許被劃成富農(nóng)成份了。沒經(jīng)過那個年代的人不知道，在1980年以前中國農(nóng)村的地主富農(nóng)是資產(chǎn)階級，是被專政對象，都似生活在煉獄般；而貧農(nóng)下中農(nóng)是無產(chǎn)階級，是保障共產(chǎn)黨政權的中堅力量，兩者政治待遇和所處境遇徑渭分明有天壤之別。

而當年憑定身份也與所處地域貧富程度有關，富戶多的大村好多中農(nóng)比窮戶多的小村地主都要富。因為再小的村也要有階級斗爭，也得有階級敵人敵我矛盾，就好象反右時期有的右派是被“湊數(shù)”湊上的一樣。

1950年父親為二叔在村里舉辦了挺紅火熱鬧的婚禮，也算了卻當年娶母親時的寒酸與尷尬，讓奶奶在村里父老鄉(xiāng)親面前賺足了面子。因此父親在家有奶奶支持下絕對的權威，直到天津后至我們成年，二叔二嬸，三叔三嬸，姑姑姑父，保括母親，二姨與二姨父，舅舅與舅母對老爸都似對家長般畢恭畢敬。父親每當談到二叔的婚禮就很自得，說當年農(nóng)村結婚有一個大炕柜就很好了，父親卻為二叔二嬸置了三個大炕柜，引得鄉(xiāng)里鄉(xiāng)親都眼紅的很。

也別說1943年爺爺剛病逝時，我母親和二叔才14歲，其它人都不到十歲，在這群孩子眼里21歲高大鍵碩的父親自然就是主心骨就是靠山。何況奶奶41歲守寡，父親是被視為家中的頂梁柱，一切希望也都指望著父親。因此1970年奶奶彌留之時，緊緊握著我的手說：華，以后要好好孝順你爸，他這輩子可不容易?。?/p>

1950年，由于家里人越來越多，母親又生下大哥，十幾畝薄地打的糧食還是不夠吃。饅頭房的生意也因周邊百姓生活趨好漸漸陷于窘境，人手上父親也覺力不從心，恐怕不能長久。遂停了饅頭房，要到天津看看情形，此時天津已解放，父親還聽說二舅爺也病故，是與父親有恩且私交很好的三舅爺掌管柜上，改名福興縫紉社。(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解放后工人地位提升，任何虐待和傷害勞工者的行為都似犯罪般被城市解放軍接管部門格外重視，資本者都似驚弓之鳥。1950年9月前后幾乎所有國有私營企業(yè)都先后成立了工會組織，工人當家做主落實到各行個業(yè)。加上1950年毛澤東訪蘇后，隨即中國志愿軍入朝參戰(zhàn)，緊跟著大批蘇聯(lián)專家來到中國，數(shù)百個大型企業(yè)開工建設，全國都呈現(xiàn)出空前高漲的建設熱潮。父親由于有四五年的學徒經(jīng)歷，活技上幾乎輕車熟路，加上三舅爺也希望這個一向喜歡的親外甥幫柜上打理業(yè)務，于是父親很快就萌生了全家落戶天津的念頭。

解放初的幾年軍需民用都很大，縫紉社活很多，1952年末就開始實行計件工資，每月父親刨去所有消費還能往家寄幾十元。我1979年進廠上班時聽老師付們說過，五十年代初物價非常偏宜，如今幾百元一斤的對蝦一毛錢一個，二個就能當頓早點；一塊錢一袋50斤的米和面；幾個人去趟登瀛樓吃大餐也花不了四，五塊錢。父親合計一個月的收入就能頂上家里十幾畝地一年的收入，而耕種鋤收還得父親親力親為。父親每月往家寄錢讓村里人羨慕的很，全家的生活變得很寬裕，又蓋房子又置家用。1954年還為21歲的三叔風光娶妻，但父親把全家遷來天津生活的心意已決。

2017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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